当金刚飞天从浮雕上走下——龙门石窟舞乐图像的历史回响

　　龙门石窟中的乐器分为敲击、吹管、弹弦三大类。敲击类乐器有磬、拍板、铜钹、腰鼓、杖鼓、鸡娄鼓等。其中磬与拍板为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铜钹、腰鼓、杖鼓、鸡娄鼓均为外来传入乐器。铜钹与腰鼓图像出现较多，北魏、唐代洞窟中铜钹图像分别出现5次和12次；腰鼓图像分别出现10次和11次。磬、拍板、杖鼓与鸡娄鼓出现较少。

　　吹管乐器主要有笙、横笛、竖笛、排箫与筚篥5种，前四种为中原传统吹管乐器，筚篥为西域传入。笛共出现了30次，北魏、唐洞窟中横笛图像分别出现11次和10次，竖笛图像各出现2次和7次。排箫与笙图像分别出现了22和20次，其中北魏、唐代洞窟中排箫图像分别出现9次和13次、笙图像均各出现10次。筚篥在北魏、唐代开凿洞窟中分别出现3 次和8次。

　　弹弦类乐器图像有阮、筝、琵琶、箜篌等4种，其中筝和阮为中国传统乐器，而琵琶与箜篌为外来输入乐器。筝与阮图像分别出现17次和7次，北魏洞窟中分别出现6次和5次，唐代洞窟中分别出现11次和2次。龙门石窟中的琵琶图像包括四弦、五弦两种，分别出现10次和6次，其中北魏洞窟中四弦、五弦琵琶图像均出现3次，唐代洞窟中四弦、五弦琵琶图像分别出现7次和3次。箜篌图像仅在唐代洞窟中出现3次。

　　在北魏洞窟所雕刻的14种乐器中，笙、笛等吹管乐器最为流行，铜钹、腰鼓等打击乐器的使用率与流行度较高。北魏时较少出现的筚篥、四弦琵琶、箫等乐器到了唐朝出现的频次则成倍数增加。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生活中使用的笳、角等吹管乐器传入，出现了鼓吹乐形式，促使雅乐逐步转变为俗乐，中原传统的俗乐逐渐和天竺传入的佛乐相结合，形成了法曲，常用于宴会与祭祀场合。从乐器组合图像不难看出雅乐向俗乐的转变以及佛乐和俗乐的交融。

　　社会变迁中的伎乐

　　龙门石窟舞乐图像中有大量的“伎乐”表演场面，“伎乐天”“伎乐人”176身。在天界奏乐起舞者称为“伎乐天”，处于佛像顶部或洞窟穹顶位置；在地世凡俗乐舞活动中奏乐起舞者称为“伎乐人”，居于佛像底部。每个洞窟中的“伎乐天”和“伎乐人”及出现乐器的数量多少都经过一定的人为设计，不仅人数与洞窟的大小关系密切，而且洞窟中伎乐天和伎乐人的动作呈对称型构图，形成一对对规整的单位。各个洞中的“伎乐天”“伎乐人”手持乐器各不相同、多种多样，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乐队组合编制。

　　龙门石窟各类乐器组合乐队34组，包含北魏洞窟16组、唐代洞窟18组。北魏乐队规模较小，4件乐器以内组合较多，乐器最多的一组乐队为12种乐器。唐代乐队规模不断扩大，8种以上乐器组合较为常见，在奉先寺佛像背光处出现了18件乐器的乐队编制。北魏洞窟只有“伎乐天”，唐代出现了“伎乐人”，大型音乐活动场面增多，音乐表演世俗化趋势明显。龙门石窟中的“伎乐”是当时社会音乐文化发展繁荣的反映，为中国古代舞乐史研究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龙门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了古老而灿烂的中原地区文明，反映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成果。丰富多彩的石窟艺术中包含着大量珍贵的乐器与伎乐图像，对深入研究我国古代音乐特质、民族个性特征以及宗教文化的发展，无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伴随着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日益成为国家文化发展大计、旅游市场繁荣的主旋律，为龙门石窟这一古老的艺术奇迹在新的时代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郭克俭 王宇博，分别系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师大基地特约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2021级民族音乐学硕士生）